在当前形势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最要抓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推进直接税改革。　

实体经济困难，急需国家给予政策支持。迄今为止，国家给予的支持主要有两个线索，一个是给企业减税降费。可是，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同规模、同比例、同步骤的减。政府收入减少之后的亏空，是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来弥补的。换句话说，政府给实体经济给企业减税降费的钱，不是自己省下来的钱，而是借来的钱。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减税降费的路子。　　

第二个线索，政府支持实体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另一个办法是实行税制改革。鉴于企业家普遍抱怨税负重，因此这一轮的税收制度改革不同于以往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着眼于总量的削减，而是着眼于结构性削减。结构性削减就是盯着给实体经济和企业减税，而不是常规性的给全民减税。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论及中国的宏观税负，我们不是世界上最高的，2009年，工业化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数是39.2%。中国到今天也没达到这样的水平，30%多一点，而且还是把四个预算统统相加之后得到的结果。既然宏观税负不重，企业家们为什么抱怨税负重？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我们90%以上的税收是向企业征收的，向个人收的比例非常低。只要征100块钱的税，90%甚至更多都是企业交给税务局的。所以，中国的宏观税负和其他国家宏观税负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其他国家，宏观税负大体上各占一半，或者更多的是个人承担的。比如欧洲，企业承担的税负是45%，个人承担的税负是55%。在美国，企业承担的税负只有30%，个人承担的税负70%。我们的宏观税负约等于企业税负。　　

因此，从2013年发起的这一轮税收制度的改革，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重要方向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盯的是比例，在宏观税负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减轻企业的税负，增加个人的税负。因为直接税基本上是向个人直接征收的税，而间接税主要是向企业征收的税。　　

因此，这一轮税制改革道路不同于以往，是减企业缴纳的间接税，增加向个人征收的直接税。从2013年到今年，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基本上都发生在间接税上，基本上都是以减税作为基本行动路线。我们要问的是，结构性税制改革是一种此减彼增的改革，增的改革做了吗？到现在没有，房地产税没有动静，个人所得税综合制也没有动静，我们看到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行动路线过去四年多是什么，该增的税没增，该减的税减下来了，减下来之后的收入亏空拿什么去填补，还是增列赤字、增发国债。这几年我们国债的增发、赤字的增列，地方债巨额的发行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和这些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借钱来支撑税收制度改革的道路。　　

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都与实体经济和企业相关。两件事都必须做、都该做，但是其结果是什么？关注金融风险，站在金融风险的角度看看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它们都是不可持续的，怎么能指望政府通过持续增发国债来给企业减税降费呢。要让减税降费的路持续下去，真正感受到减税降费的好处，让税收制度改革真正落地，让企业税负重的格局真正有所松动、有所改进，其实在目前的中国只有一件事该做也必须做，那就是加快推进直接税的改革。迄今为止，纳入到直接税改革清单的税种就是两个，一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要走综合制的道路。其二是房地产税。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除了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之外，其他地方个人缴纳的房地产税是0。由0起步，在这个基础上征多少税，哪怕房地产税率定为0.1%、1‰，它也是加税。当这样的改革进入到我们视野的时候，可以发现，它们的难度非常之大。　　

不过，考虑到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考虑到中国企业税负重的格局必须有所改进，也考虑到中国的税收制度必须走和世界税收制度发展相融合、相协调的道路，千难万险，我们也得从脚下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制、房地产要开征这样一个路子开始起步，从而收获既定的改革目标，同时又不加剧甚至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