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力终于离开了他工作了七年多的地方。

今年上半年，他从北方一座中等城市的税务局跳槽到一家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了税务经理。但他发现，这个Offer相比几年前他的同事们，无论在待遇上还是级别上，已经开始贬值了。这一点从薪资水平上就能看出来：前几年像简力这样中等工作年限的税务官，来到企业的年薪是从30万起计的，现在只能打对折。

简力并不是第一个离开税务局的，他的同事张海前些日子已经离开，这位比他更资深的税务官已经工作了17年，但也仅仅比他薪资多了一点点。资历贬值开始符合市场规律——尽管商业世界对税务越来越重视，但从税务局离开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供大于求的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对基层税务局的官员们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年代，也可能是最坏的年代。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服务于企业的中介都在笼络大量的税收专业人才，他们开始把目光瞄准基层税务局，中国的税务部门正在迎来多年来最猛烈的一次离职潮，尽管潮流仅仅集中在大城市。

更重要的是，税务官的自由流动打破了专业税务力量在商业界和政府系统间的平衡，一场新的博弈拉开序幕。

为什么离开？

就在三年前，简力还抱持着一个固有的想法：离开税务局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现在，触动他离开的原因已经很明朗了。一方面是升迁难，简力觉得当地税务局干部选拔的标准变化太快，像他这样的税务官大多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太多希望。另一方面是经济难，这是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公费医疗没有了，养老金改成自缴费社保了，税务局收入减少了，特别是在大城市，这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简力认为。

时间回到2009年。通过当年的公务员考试后，简力进入了国家税务局系统，并被分配在北方一座城市的税务局。在税务局的头三年，老简一直处在业务知识学习期，不过已经开始直接面对1000多家企业，他觉得还是有机会一展宏图的，尽管每个月工资也就3000多元。

刚入行的这三年，简力所在的税务局有不少人辞职，空出了很多职位，这让他感觉到上升机会是很多的，升迁也许会非常快。而他的前辈们辞职，主要是因为加班成为常态，而且不单是业务上的工作，非主业务的加班经常让人疲于奔命。

但等待升迁的步伐远远赶不上物价水平。三年后，直到简力有离职的想法前，他的每月收入也只有大约6000多元，包括工资和津贴。相对于这个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更高昂的房价来说，他的手头一直都拮据。

最终确定要离开的决定是在2015年做出的，那一年，简力当父亲了。

简力的同事张海也有类似的经历。他在回顾自己离开税务局的决定时说，税务系统集中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当收入待遇和地位与自身才能不匹配时候，离开几乎是个必然的选择。

打破平衡的博弈

实际上，离开税务系统的不仅是基层的官员，省级税务局乃至税务主管部门，这几年都有不少优秀的人员离开。伴随着他们的离开，商业世界的税收专业队伍步步壮大，与税务系统之间脆弱的平衡关系也正在被打破。“前几年，税务局出去的人员少，那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始终都是在税务局这一边，现在正在向着中间甚至另一端靠近。”张海回忆说，不少专业的税务官员离职后，都去了国际税收中介机构以及大型企业，而且离开的都是业务不错的人才，因为只有业务不错，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国际中介才会看上他，企业也是如此。

离职税务官员的价值在于：他们更了解税务规则的变化，了解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如此一来，税收中介和企业会更加熟悉政策解释和征管时的宽严尺度。

个中微妙关系，张海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把税务管理比作一场足球比赛，其中有三方参与人员：税务局相当于裁判，制定解释执行规则；教练代表中介，充分学习理解规则并指导企业；企业则相当于球员，要学习和吃透理解规则，并且明确规则的尺度有多大。

传统意义上理解，负责征管的税务局和征管对象企业之间似乎是一种猫与鼠的关系——企业希望少缴税、多避税，税务局则是力图增加税收收入。张海更愿意正面去理解这一层关系，他说，税务官员加入企业和税收中介并不一定都是坏事，至少可以加强企业和税务局之间的沟通和信任感，此前企业和税务系统之间经常出现的不理解甚至矛盾、抱怨，会多多少少得到调和。

一个税务官做出离开的决定并不容易。张海认为，即便是好的裁判，想下场踢球还是很难的，这不是年龄和能力的问题，而是脚踏实地的问题；裁判退役后变教练，跨度相对比较小一些，这也是大多数税务官员首先选择去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锻炼”的原因。

“但是这两年离开的同行们已经太多，即便在‘四大’，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offer。”一位不愿具名的税务官员说，比如，现在同样经验资历的税务局官员“下海”，已经拿不到以前的收入了。

这位官员所代表的群体是税务官中的坚守者。他说，自己身边也有几个准备离开的，只是目前在薪水、级别上还没有谈妥，由于有太多的税务局官员流出，市场价值怎么体现目前是一个新问题。